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间小房间里,一进大门,穿过院子,进来的第一间.无论什么人来来去去,进出我家,都必须经过他的窗口.易副官很瘦,又黑,三分头,却掩不住灰白交错的发色,小时候我说他像猿人,他常常叼根烟坐在他那小房间的窗口,竖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的命令.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人们喜欢说小孩子单纯,但我从来不这样认为,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单纯的例子.我从小就知道,易,是可以欺负的.既然可以欺负,我就不会放过他.他不会去告状,也不会生气,不会报复,更不会记恨.甚至可以说,我想要什么,他都尽量满足我,以至于我闯了祸,他的任务就是帮我尽量隐瞒.

    易走了之后,我常常很怕自己会忘记他,毕竟,我懂事的时候,他已经是很老很老的人了.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?我能记得他多少?但后来发现,我越往下活,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鲜明.

    他跟着公公多久了,没有人算得清楚.据说在曾祖父时代,还不到"民国"的时候,他13岁就在湖南老家担任所谓"家仆"而后我公公去上学,他的职务就变成了书童,每天跟着公公去学堂,旁边一站就是一上午,等着公公放学,然后再安全地把公公送回家.黄埔军校开办,公公在"十万青年十万军"的感召下,决定从军.那年,祖父只有14岁,根本不符合从军的最低年龄,但公公还是谎报了年龄上了黄埔.于是,易也就跟着去从军.即使"少爷"起了爱国心,热血沸腾地要报效国家,"易副官"的职责还是没有变.公公报效国家,易副官报效的是我公公.

  离开黄埔后,公公就去了俄国念书,易无法跟去,就在家乡等他回来.公公留学回国,生了我爸爸,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母;我叔叔诞生,他就变成我叔叔的保母;后来公公撤退到台湾,家里有了姑姑,他当然就是我姑姑的宝母了.一直到连孙少爷孙小姐都长大了,易,就摇身一变,又成家里掌厨的.

我搬来跟祖父母住的时候,我3岁,他68岁.从那一天起,他的新任务,就是当我的保母.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如果能够回到那时候

 小时候,可能因为安全的考虑,家里几乎不让我跟附近的小朋友玩.也因为自己家有院子,所以我的游乐场就是完全建立在这个当时觉得很大的前院里.而我最重要的玩伴,就是这位已经七十好几的"易".

 记得第一次打羽毛球就是他陪着我,他穿着拖鞋,我因为他没有把球打到我面前而生气地摔球拍,过去踩他的脚,然后骂他说:"你根本就不会打球."

他的桌上永远有一个装满糖果和零钱的透明玻璃罐.我会爬上他那张破旧的藤椅,望着那个罐子,然后他就会打开,给我两颗糖.等我吃完,他就把包糖的纸仔细地折起来,中间打一个结,做成一个穿蓬蓬裙的小公主,然后逗我说,那就是我.我当时觉得他无聊透了,这个招数用了这么多年也不换一下

另外一个第一次,就是我从那个糖罐里偷钱,原因是我想跟同学去学校巷口的那家杂货店抽奖,另外,我还想吃一种会弄得满嘴红红的芒果干.后来听姑姑说,家里所有的小朋友都是从那糖果罐下手.也许,易,是故意把钱放在那里的.

  我的公主床头后头是一个小小窗户,每天早上我都不需要闹钟,易,会在那个窗口后头问我,今天想吃什么早餐?咸面包?菠萝的?还是肉松的?还是稀饭?烧饼?通常他还没有念完,隔壁的窗口就会出现一个声音----我外婆,"易副官,不准那么宠她,哪有每天问的!"即便如此,他还是每天都这样问,然后我才起床.

   家里不准我们吃摊子上的小吃,嫌不卫生,我总是羡慕同学可以随意坐在路边吃刨冰.有天趁婆婆不在家,我就叫他在巷口把风,大大咧咧地坐在摊子上吃起面线.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很不到位的安排.

  我看着老板用浅浅的碗,舀进稠稠的面线,撒上香菜和大葱,然后抖着手端给我,确实,老板的大拇指都伸进面线里了.但卫生不重要,可以突破禁忌才是重点.就是这么巧,婆婆搭着车进去巷口回家了.易副官看到了,但他的行进速度怎么比得上汽车?我才刚想说来再来一碗时,一只涂着蔻丹的手就把我拎上车了.我回头找易,只见他追着车子跑,满头大汗.

  我读的小学就在我家后头,走路15分钟的距离,他每天接送我上下学,就像他当年陪公公去上学一样,因为他为我所做的事是如此理所当然,我从来不会珍惜,只抱怨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小朋友自己背书包,而是他帮我提着.有几次,我故意一放学,在校门口,把书包一丢给他,跑着回家.以他的年纪,再加上腿上那双黄色的塑胶拖鞋,理当我会比他先到家.接着公公听到门铃就会问:"易副官没有去接你吗?"我就就说:"不知道,没看到."小孩子事实上是不单纯的.真想用一下小叮噹的任意门,回到那个时候,八当时的我毒打一顿消消气.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我伤感易没能等到这一天

 我想易应该知道我是叛逆的.小时候我除了整他,自己也不太爱说话,常常对着窗外发呆,他也从来不问我在想什么,只是搬张櫈子也陪着我坐在那里,安静无话.最多抽根烟,然后咳嗽.

 我一直不知道易的身体不好,我只记得他老咳嗽.大家说是他抽烟太多.有天早上他送我去上学后,说去看病,就再没有回来.我当时以为他只是需要休息几天.然后,婆婆带我去一个肺结核医院,他说易住在里面,但不让我进去,说怕传染.那个下午,我等在外头,踢了好久的石头,很想哭.

 又过了两个月,一个暑假天,我躺在易副官那张铺着凉席的床上,光着脚丫.糖罐子里的糖都快吃完了,他还没有回来,他是那个下午走的.

 他的桌上,出了糖罐,还有一样东西,易常常望着它发呆.那是一张相片,照片上的人留着长发.我问过他,他说是家乡的媳妇.两个人似乎没有见过几次面就结婚了.然后,他就来了台湾.他说得很平静,然后转过身去把床垫翻起来给我看,藏着一沓沓扎好的十元大钞.他说他很快就回去,到时再和他过好日子......对当时的我,这种话题没多大意思.多年后,我常在香港机场转机时,看见那些老荣民身上背着一包包的东西准备回乡,脸上有疲惫和期盼,我会很感伤,"感伤"易没能等上这一天.

 易在我家服务了四代人.我不能替他说他是"无怨无悔"但牺牲奉献的概念是他教给我的.时代耽误了他,甚至可能糟蹋了他,但也许唯有这种阴差阳错,能向我们展示极致的忠诚和美.易出殡的把一天,我们全家戴孝,我公公带着全体老老小小,下跪向他磕头.他是家仆,是书童,是副官,是管家,是保姆,是大厨,是我永远的亲人和老师.也许我有幸,哪辈子也能当上他的保姆.